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尊敬的吉宁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小川先生、龚正市长，尊敬的王江、云泽、吴清、海峰、鹤新同志，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好！

非常感谢上海市委、市政府特别是陈书记、龚市长对金融事业和人民银行的关心和支持，非常荣幸担任本届论坛的共同轮值主席。经过多年努力，陆家嘴论坛已经成为具有很强国际影响力和市场传播力的交流平台。我代表人民银行，也代表主办方，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在去年的陆家嘴论坛上，我报告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和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一年来，人民银行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从数量、价格、结构等方面，出台了多项货币政策措施，有效支持了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我们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培育政策利率，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未来我们还将不断地做好评估和完善。

下面，我以“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为主题，与大家做一个交流。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话题。今天，我主要聚焦国际货币体系、跨境支付体系、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四个问题，与大家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际货币体系。

从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家竞争力的迭代。17世纪，荷兰盾成为早期国际通用货币；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二战后，美元确立主导地位并延续至今。

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全球公共品的属性，由一国主权货币来承担，与生俱来就存在一些内在的不稳定问题。一是当主权货币国自身利益与全球公共品属性发生矛盾时，主权货币国会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影响对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二是主权货币国的财政和金融监管问题、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累积，会以金融风险的形式向全球溢出，甚至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三是当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国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战争时，国际主导货币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

因存在上述问题，国际上对改革货币体系的讨论越来越多。过去十多年，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金融层面，相关讨论也主要是在经济金融层面；当前新一轮的讨论，更多来自地缘政治层面。这些讨论大致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和负面影响，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主权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更有效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女士最近有个演讲，她认为，基于多边合作的全球体系正在裂变，美元的主导地位不确定性上升，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过去20多年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欧元于1999年诞生，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20％，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讨论的第二个方向，是由一种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讨论比较多的是IMF特别提款权（SDR）。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先生就曾在2009年提出过这一问题。理论上，SDR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更好承担全球公共品的职能，调节全球流动性并实施危机救助，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

SDR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在政治层面上面临着国际共识和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目前市场的规模、深度、流动性不足，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推动SDR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需要各成员国在政治层面凝聚共识，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操作层面，需要优化机制安排，逐步扩大SDR的使用。在分配和发行机制上，目前IMF分配SDR主要用于危机应对，多采取一次性大额发行的方式。未来，可增加常态化SDR发行并扩大发行规模。在使用范围上，积极推动私营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SDR，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提升SDR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并建立适应大规模使用的SDR结算机制。

第二个问题，关于跨境支付体系。

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向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反过来也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

近年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一是传统跨境支付方式与新兴数字技术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问题亟待改善。二是跨境支付需要协调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对此，G20等国际组织高度关注，专门制定了改善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三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传统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为单边制裁工具使用，破坏国际经济金融秩序。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

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

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

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勃发展，实现了“支付即结算”，从底层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

第三个问题，关于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IMF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危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

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在去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就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作了演讲。在全球层面，近年来，IMF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强化政策监督职能，扩大政策监督范围。在区域层面，欧洲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相继建立，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在双边层面，美联储、欧央行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在危机时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兴市场本币互换合作也在稳步推进。目前人民银行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发布《巴塞尔协议III》，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少数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体之一；已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已全部达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出台并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

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正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第一，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

第二，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的取向大幅摆动并受政治的驱动太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监管短板。

第三，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

我们认为，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危机防范与化解的关键路径，也是应该继续坚持的方向。

第四个问题，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治理。

二战后，国际社会从IMF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覆盖了国际政策协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

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IMF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IMF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IMF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IMF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代表性的关键。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

各位来宾：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我们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最后，预祝本届陆家嘴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对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来源：中国人大网　2025.06.06

4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共有23人次发言。现根据会议发言情况，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对报告的主要意见整理如下。

出席人员普遍认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严格落实整改主体责任，认真开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和整改问责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大家充分肯定国务院的报告，认为报告框架合理、内容充实，提出的工作措施切实可行，请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加强跟踪监督，督促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健全整改和问责机制。审议中，大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当前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因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基础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所导致。如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开展企业国有资产法执法检查中指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础制度有待完善。建议有关方面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落实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规定，不断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的基础制度和体制机制，依法全面提升国有资产管理质效。国有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的衔接还有待加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通过预算资金安排和政府债券投资等形成大量国有资产，这些资产的管理使用既关系财政政策效用，也关系政府债务偿还和风险防控，但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债务管理存在脱节问题，一些政府投入资金形成的国有资产未完全入账核算，一些国有资产处于低效利用甚至闲置状态，一些资产配置偏离实际需要。建议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的统筹衔接，压实各级政府和预算单位资产管理责任，加强项目全周期管理，避免资产低效无效运行，充分发挥好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在统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鼓励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方面还存在一定机制问题，国企研发形成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难以评估和计入总资产，导致国企科研投入积极性不高，应当以新的理念、路径和措施，从资产管理角度来鼓励国企创新投入。

二、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基础

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中反复强调摸清各类国有资产的底数，从实践看，因历史的缘故，过去有不少国有资产较少开展定期盘查，资产价值缺少定期评估。建议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资产管理全流程数据化、标准化，真正做到摸清家底，实现动态实时、精准高效的资产管理。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对国有资产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工作，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数据统计指标体系，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加强对数据的深度分析，通过分析发现问题、总结规律、预测趋势，为国有资产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撑。如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可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统计指标体系，加强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动态监测和评估，及时掌握自然资源资产的变化情况，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资产提供数据支撑。重视对国有资产数据的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通过与国内外同行业、同类型资产的对比，以及与历史数据的对比，以更加直观科学地反映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和发展趋势，为加强和改进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有的出席人员提出，自然资源部应加快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平台，明晰自然资源权属，以便摸清底数。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应重视对国有企业“走出去”形成的海外资产情况的统计和管理工作。有的出席人员认为，目前对国家投资在集体土地上资产，如乡村小学等，以及投资于民营企业科研项目形成的资产的统计和监管存在不足，应加大对这两方面资产的管理工作力度。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当前的部分领域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存在周期过长、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建议进一步细化资产清查制度，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国有资产的特点，制定更加精准的清查周期与详细标准，确保资产数据的实时准确，为后续管理决策提供坚实依据。

三、提高国有资产效益

有的出席人员认为，国企并购重组是提高国资效益的重要方式，涉及企业资产、股权、土地等多种要素重新配置，但相关交易税负较高，影响企业现金流，增加并购重组成本。建议加大国资国企并购重组的财税支持力度，对相关政策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优化完善现行政策体系，更好支持和保障国资国企改革。有的出席人员认为，盘活利用闲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应突出民生导向，研究利用闲置宾馆、酒店等国有资产兴建养老、托幼等机构，帮助降低民生服务业成本。

四、持续提升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水平

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应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职能划分不清导致的越位、缺位以及责任泛化、形式主义等问题，做到加强党的领导、落实责任。高度关注国有企业的监督盲区，解决党内监督、董事会监督、监事会监督、职能部门监督以及职工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力量相对比较独立，监督力量分散，缺乏定期有效的沟通和交流，部分国企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对其监督难等问题。高度关注国有企业年薪制实施对象模糊和泛化，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较大等问题，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制度边界，构建科学考核体系，推动健全企业管理者薪酬分配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薪酬执行的监管力度。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应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做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核算和产权登记工作，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分类处置的原则，给地方提供核算登记工作指引，允许地方立足本地实际创新开展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并形成制度化安排。有的出席人员提出，目前虽已搭建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平台，但数据共享程度和智能化分析功能尚有欠缺。应强化信息化建设和深度应用，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资产信息的无缝对接与高效流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资产运营风险进行精准预警与预测。